文艺批评 | 张均：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趋势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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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逐渐上升为争议话题。张均老师认为当今学术界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的两层批评—— “重‘史’轻‘文’,偏离文学之本义”及““史料”与“问题”脱节,偏离研究之本义”是切中肯綮的。基于此，张均老师认为就目前而言,当代文学史学化研究亟须形成新的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新范式探索可从两种路径入手,一以史料为本,一以问题为本。以史料为本的探索包括对当代文学史料的成规模的发掘与整理以及史料考订型研究两个方面；以问题为本的探索则是在史料考订的同时以文学（史）问题为根本，使史料考订围绕某一具体文学史问题而进行,进而使之紧密地成为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以问题为本”也好，“以史料为本”也好，二者各有所长，而无论是对古典考据学传统予以微调还是进行“升级”改造，都是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趋势中值得期待的结果。

本文原载于《文艺争鸣》2019年第9期，感谢张均老师和“文艺争鸣”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张均

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

趋势之我见

大概七八年前，我曾就治学经验对前辈学者黄修己先生做过一次访谈，他的一段自述给我印象深刻。他说，他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五年,就学会了四个字:“干货”和“硬伤”。“干货”自是指文章中要有大量一手史料，尤其是此前研究中较少或不曾触及的史料。这段谈话对我后来的学术方向产生了极大影响，史料的丰富度与可发掘性就成为我选择研究领域的重要考量因素。不过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近三四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也逐渐上升为争议话题。对于史学化方法的质疑，主要出自一批最为卓越的评论家。这种质疑最初表现为私下的不认可，最近则外化为公开的拒绝，如旷新年直接以“平庸之恶”来命名此种研究中的偏失。应该说，这些质疑并没有引起我对自己研究取向的动摇，但我以为，认真考量来自优秀评论家的“不同意见”，从中深入了解史学化方法的固有缺陷，从而完成古典考据学方法朝向当代批评的自我调整，对于今天以史学化研究为志业的学者而言，其实是不可多得的对话与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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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7

《中国当代文学

制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4

《张爱玲传》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1

《张爱玲十五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2022-3

《月光下的悲凉》

花城出版社
2001-1

张均部分著作

一

不过,这并非暗指所有“不同意见”都必须循守。在这些批评中，有些意见其实并不可以完全采信。这主要指两种：（1）认为史学化方法欠缺理论思维，“壮夫不为”，是缺乏大才华者的被动选择。这有一定误解，亦是缺乏史料研究经验与沉浸感的表现。洪子诚先生认为：“史料工作在视野、理论、素养、方法上的要求，一点也不比做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的低。”程光炜则现身说法：“(我)开始也不会从材料里整理问题，不知道如何将繁琐的材料条理化、问题化,变成一篇有意思的研究论文。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慢慢才学会怎么化繁为简、去伪存真，把杂质淘汰掉,留下有价值的东西。在我看来，史料家不光是文学史家，也是一个批评家，他的眼光、素养、经验，都决定着材料的取舍，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程光炜原本是出类拔萃的评论家,21世纪以来逐渐转入史料工作，他将“史料家”提升到“批评家”的高度去理解，实在是贴近实情的。(2)从学科发展意义上否定史学化方法。不少评论家公开表示,实在不能理解史料研究有何价值，如果它们不能改变既有文学史结论，那就想象不出它们有什么太大价值。应该说，这种否定是有底气的。的确，研究史上能新一时之局面、推动学科发展的气象宏大的文章，从来都出自思想家、评论家，而非讲求“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雕虫”之辈。《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文学的主体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等文章,不但不做考证，甚至经受不住考证，然而都以能准确把握学科与时代之大问题而影响深巨。不过，这其中亦有尴尬：能成为我们时代的“别、车、杜”的又有几人呢，相反，多数评论工作者临到学术生涯的终点，恐怕难以摆脱浮学无根、与时俱没的尴尬。比较起来，史学化研究更符合学术规则，“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不可不知事物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尤其是史学化研究极为重视“根据地”意识，讲求深耕细作，它在某种“观念终会过时,事实却会长存”的信念下获得承认的概率更高。

洪子诚

程光炜

所以，面对来自评论界的批评，史学化研究者大可不必丧失自信，也不必把取得对方的认可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相反，如何细心倾听评论界的“不同意见”并从中汲取建设性的信息，无疑是重要得多的工作。就此而论，有两层批评意见是切中肯綮、可以引以为戒的。

其一，重“史”轻“文”，偏离文学之本义。郜元宝批评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俨然演变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此说有所夸大)，而文学研究倘真以“史”为旨归，那么它注定了价值有限，因为“和其他历史类人文学科(社会史、制度史、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相比”无疑“底气不足”，“作为文学史基本追求目标的情感想象偏于主观世界，很难外化和落实为公共知识谱系。社会史告诉我们某年某月发生了某事，这是确凿无疑的”，“但文学史家若说某年某月中国人的情感想象如何如何，肯定得不到普遍认可”，“文学史叙事即使有说服力，它所揭示和描绘的内容比起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来，还是没有同等的重要性和‘学术价值’。”这一批评击中要害。事实上，史学化研究说到底是“史学化的文学研究”，它始于史料归于文学，而非以文学史料为材料达成历史研究。倘是后者，文学作为叙事产品的可靠性必然如郜元宝所言极为可疑、有限。即便是可信度较高的文学书信、日记、档案之类材料，也只有在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文学研究时才是有价值的。比如，由洪子诚开辟的广涉组织、生产、传播、接受等领域的文学制度研究，其最大价值即在于此前相关研究甚为匮乏，这种“弥补性”工作极有利于真正的文学研究——“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的开展。如果不与“人的灵魂”的揭示相关，文学制度研究的价值就相当局限。至少，较之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等领域的研究是缺乏自足、独立的品质的。

郜元宝

当然，这也意味着，即便是以文学为旨归的文学史学化研究，其考证空间也并非无限的。就当代文学而言，对于柳青、样板戏或莫言的“周边资料”的发掘与了解，实是以“灵魂的历史”的讨论需要为条件的。超出这种需要的史料考订，恐怕价值有限。比如，考证一通普通的互致问候的书信、细究作家是出生在本月30日还是下月1日，一般来说对于探究文本背后“人的灵魂”并无什么必要。正因此，要适当区分“材料”与“史料”：有利于(含间接有利)“灵魂的历史”的讨论的材料方可称为“史料”，否则就只是“材料”。而对于“材料”，就未必有深入考订的必要了。此亦为古代文学研究者所推重的“考证的原则”：“(1)需要也可能考证时，考证是必要的。(2)考证不出来，也不妨碍作品的阅读。(3)有总比无强。(4)考证也不必过于繁琐枝蔓。”对此，我深以为然。虽然我自己也做文学制度、文学报刊等“外部研究”，但我还是以为在其“弥补性”价值逐渐实现以后，其服务于文学研究的效应必然发生递减。当此之时，文学研究还是应该更多地与文学文本、与“人的灵魂”及其相应的叙事世界相结合。可以说，以文学为本，援“史”入“文”，是史学化方法不应忽略的问题。

其二，“史料”与“问题”脱节，偏离研究之本义。史料考订的目的何在，它自身是否具有自足意义?对此，评论家明确否定：“对文学创作中作家信息、作品生成信息乃至作为背景的社会文化信息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整理”“是对研究对象进行价值判断的重要前提”，但“这些充其量只能说是做了一些基础工作，还远未抵达文学的核心。”这同样是尖锐却又到位的批评。那么，何以史学化研究无法抵达文学研究的核心呢?“因为文学的本质是诗性的审美想象而不是史性的事实描述”，文学“是以虚构和想象的方式来把握和显示一下那些属于我们的本性、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尚难以被人们拥有的东西。文学的这种借助虚构和想象‘使人类以不断展开自我的方式走出自我，毫无羁绊地利用多种文化手段全景式地展现人的各种可能性’的诗性特征，显然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史料的能力范畴。”显然，作为“诗性正义”的叙事实践，文学更多地关乎“灵魂的历史”，更多地隶属于人的情感与审美活动，外在的可以考订的作者行踪等信息至多只能是“周边材料”。而对“周边材料”的单纯的“考”可能并不贴近文学，只有“考”而兼“释”(甚至以“释”为主)才能“抵达文学的核心”。无疑，这是熟谙海德格尔、加缪、福柯的评论家对所谓“研究”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在当前史学化研究中，确实有些研究未能达到此种要求且不以为意。何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典考据学方法的天然合法性。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考订一篇诗作的本事来源，订正一个版本，还原一下唐宋文人交游史实，都会被目为学术之常。倘能沉潜为之、集腋成裘，甚至还会被认定为可称道的学术成就。当然，在古代学科这种认可无可厚非，毕竟年代久远、资料湮没，诸多“基本”史实要考订准确往往并非易事。但在当代研究领域，类似认可很难建立。在评论家看来，即便是20世纪50—70年代的“当代”也去今未远，且处于现代印刷、复制时代，考证难度大大不及古代，怎可仅以一篇佚文之发掘、一件交往事实之订正甚至一次聚会之始末考为满足呢?故而史学化方法近年屡遭批评也在情理之中。其实，对此不足，不仅评论界屡有啧言，就是积极参与史学化研究的学者也多有及时反思，如斯炎伟称之为“知识化”：“所谓的‘知识’是相对于‘问题’而言的概念，‘知识化’现象即指史料研究过程中始终体现一种‘知识’的眼光与意识，它将‘问题的探讨’降格为一种‘知识的言说’，甚至是某种‘常识的复述’，从而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下削弱了研究活动的学术含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自评论界的批评有的固然不必尽信，有的却可以成为文学史学化研究在激活、转换古典考证学方法时的重要借鉴。而拥有强大的阐释型评论家的“对话”队伍，反过来看也是其他学科不可比拟的资源优势。

二

就目前而言，当代文学史学化研究亟须形成新的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新范式探索可从两种路径入手，一以史料为本，一以问题为本。如果说“以问题为本”更多是希望将古典考据学方法发展为现代的研究范式，那么“以史料为本”则是在新的研究条件下对考据学方法的继承。依我之见，“以史料为本”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对当代文学史料的成规模的发掘与整理。这里所谈论的史料，不单是对业已存在的文献材料的整理，而且还有对“活的史料”的发掘与创造。关于后者，程光炜称：当代文学史“是一片辽阔茂盛的田野，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文学大地”，在“这一片辽阔茂盛的田野下面，蕴藏着多少‘历史研究’所不知道的文学史矿藏呢?”“这个历史段落可以分上下层，上层是看得见的文学田野，下面则是还沉睡着的文学矿藏。我把作家作品形容为文学田野，而把产生作家作品的历史原因形容为文学矿藏。”这种“史料家”眼光与众不同。一般所论“史料”主要都落在程光炜所说的“看得见的文学田野”层面，而“沉睡着的文学矿藏”却是另一个令人兴奋的广阔领域。那么，它们又具体何指呢?包括“疆域、山川、名胜、学校、赋税、物产、乡里、人物、艺文、金石、灾异、历史、地理、物产、风俗等等。这些地理条件和文化气候，是怎么影响了他们人生观念、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的。”明眼人不难看出，对这些“文学矿藏”的发掘不是单靠进图书馆就可以完成的。图书馆、档案馆里或许存有相关记载，但地方名胜、赋税、物产、人物、金石、灾异等与柳青、孙犁、王安忆或莫言的关系，却绝非现成资料可以提供。要获得这样的史料，必须更多地依靠“田野调查”，要去作家的出生地、写作地或故事发生地实地调查，去访谈相关知情人、当事人，要通过大量口述工作才可能完成。这种工作，与其说是在发掘史料，不如说是在创造史料、抢救史料，其难度不言而喻。但其价值之大，恐怕还在文献史料之上。亦因此故，程光炜亲自实地调研，撰成《莫言家世考》系列文章，堪为示范。

莫言

不过，对于这种源于田野调查的“活的史料”的价值，评论界固然认识不足，但“史料家”愿意身体力行、勉力为之者也不为多。目前来说，史学化研究者更倾心力者，还是成系统的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梁启超的说法，无论是在学者层面还是政府层面都能得到响应：“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轻重;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此如治庭园者，孤植草木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炫目矣。”实际上，大约从十年前开始，政府就开始通过各类基金项目(尤其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对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工作给予有力支持，如程光炜承担的国家社科项目“当代文学史资料长编”，已经出版“新时期文学史料文献丛书”(同时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含《伤痕文学研究资料》《反思文学研究资料》《新历史小说研究资料》《先锋小说研究资料》《先锋话剧研究资料》等，共16种，吴俊承担的教育部重大社科攻关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也已出版大型资料丛书“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凡12卷，共550万字。近年新立项的国家重大社科项目，如“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34—1949)”、“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多卷本《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编纂与研究及数据库建设”、“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发展史”等，预期都会有大型史料丛书汇编、出版。此外，孔范今等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王尧、林建法主编的6卷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也是近年文学文献整理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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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研究资料》

程光炜/白亮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4

《中国当代文学

批评史料编年》

吴俊/肖进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9

《中国新时期文学

研究资料》

孔范今等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4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大系(1949—2009)》

林建法/王尧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2-6

可以说，以上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已初见规模，既如此，那吴秀明、程光炜等提倡者何以仍对史料整理有急迫之感呢?以我自己的接触来看，近年史料文献整理虽有成绩，但仍存在三个问题。(1)部分文献史料集其实是研究论文汇编或期刊目录汇集，而此种工作在“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日趋完善的情形下，其价值不免受到影响，因为其所提供的论文内容或标题可以轻松检索到。(2)缺乏对原始史料的真正阅读。以1950-70年代文学史料而论，十几年前，洪子诚主编的两种资料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949—1976)》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上、下)，惠及学界甚多，但后来新出的一些史料集则有一定差距。我有时甚至私下怀疑，有些编者可能并没有真正广泛研读1950-70年代文学报刊一手资料，而只是从文学史教材上“按图索骥”地找了一些“曝光度”颇高的文章编在一起，因为他们所选史料总不外乎周扬等领导人的讲话或胡风、“黑八论”等被批判的文章。这倒不是说周扬、周勃、何直等人的文章不重要，而是说这种高度重复的编选很大程度上是偷懒的结果，甚至仍被1950-70年代的眼光所限制：选来选去就是那么一些文章，不过过去认为好的今日指认为坏，过去视为异端者今日奉为经典。(3)口述、访谈等有关“沉睡着的文学矿藏”的田野工作实有与时间赛跑的意味，亟待开展。不必说“十七年”期间活跃的作家现今已凋零大半，新时期以来成名的“青年作家”现在也开始成批地步入老年，甚至陆续有人离世，如路遥、史铁生、张贤亮、陈忠实等。此情此景，怎不令目光长远者心生焦虑?

《二十世纪

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洪子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

《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

洪子诚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7-1

依我之见，此后当代文学文献整理工作，与“中国知网”基本重复的论文汇编或可暂停，但有两项工作却大可开展：（a）建立在对与当代文学有关的日记、书信、档案等资料的广泛阅读基础上的资料辑选与汇编，需要更多人力的投入。这表现在，不但这些材料的发掘尚须继续，而且即便已经整理出版的日记或书信集亦须予以“再整理”。何以如此?因为文人记述日记，主要是为自己的日常生活留一存照，而非专门针对后世研究而为，故其中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往往未必十中有一。在我读过的作家日记中，《徐光耀日记》算是史料价值较高的一种，但厚厚10卷本《徐光耀日记》，其中涉及文学运动、写作、出版、阅读与传播的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约为2万～3万字，至于自我保护意识过强的茅盾、冯亦代等名作家新中国成立后的日记，称得上“史料”的文字的比例就更低了。在此情形下，对已出版书信、日记予以“再整理”、出版类似“日记所见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就极具价值，但目前此类耗时耗力、缺乏论文产出的工作尚未见到。（b）系统而非零散的文学“田野工作”需大规模开展。这既包括围绕具体作品、文学事件而展开的口述、访谈，也包括程光炜所说的围绕具体作家而展开的有关地方名胜、赋税、物产、人物、灾异等与作家人生观念、文学观念之关系的调研，当然也包括系列的“作家口述文学回忆录”的工作。关于后者，目前虽已出现一些取名“××文学回忆录”的著作，但其中不少是作家零散的自述文字的汇编，而不是真正的口述工作的成果。应该说，“田野工作”这一板块是当代文学史学化研究最能优胜于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之所在，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此外，由于网络时代到来而出现的新型史料也应在发掘、整理之列。

《徐光耀日记》

徐光耀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7

较之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以史料为本”第二方面的工作就是史料考订型研究。实际上，所谓“平庸之恶”针对的就是此类研究。的确，考订型研究不大可能以一文而耸动天下，但对于一封书信的发现，对于一则日记的考释，对于一个版本的寻觅，对于一桩文学事件的还原，都能以细微之功、日积月累之效而见其成绩。此外，即便史料考订与文学史“大问题”相去较远而有“平庸”之嫌，其实也不妨碍它们对当代文学研究的间接贡献。譬如，一篇即便只是简单呈现《创业史》《沙家浜》《爸爸爸》《心灵史》版本变迁的考订文章，对于研究创作心理和文学思潮的其他学者也必大有裨益。所以，考订型研究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能否直接“抵达文学的核心”，而在于它们所发掘的新材料可以在不同研究者手中与不同问题相遇并激活新的结论或方法，陈寅恪所谓“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的意思亦大略在此。亦因此故，一生以考据为志业的陈子善先生的学术成就广被认可，而一直“以问题为本”的程光炜近年也开始提倡“理论减法，史料加法”。“以史料为本”的研究无疑可以继续光大为之。当然，对此种古典考据学方法仍有斟酌损益的空间。洪子诚在《材料与注释》中“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的做法，就不再是史料堆砌，“而是借助预设在两个文本之间的多重智性关联，对当代文学史述的可能范式进行一次罕见的尝试。”以此观之，所谓“平庸”的考订型研究仍是史学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且别具返璞归真的研究品质。

《材料与注释》

洪子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9

三

不过，当代文学史学化研究在坚持自己的同时，亦须认真考虑摆脱所谓“平庸之恶”的问题。而这，恐怕还是得倚赖于对史料考订型研究的“升级”改造。这倒不是迫于评论界的强势压力，而是考据学这种古典方法确实需要寻求新的发展，尤其是应充分利用可以与思想界、评论界深度“对话”的资源优势。实际上，对于自己早年关于考据学的提倡，梁启超后来颇有悔意：“一般作小的考证与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就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病的形态。真的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以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我从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研究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走。我很忏悔。”显然，梁启超对考据在“饾饤之学”之外尚有“大史家”之期待。这种期待置之于当代史学化研究，便是充分吸纳、利用当代评论的思想资源，谋求史料型研究的当代转型。而这，在我看来，是“以问题为本”的另一类史学化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 著
商务印书馆1922

所谓“以问题为本”，系指在史料考订的同时以文学（史）问题为根本，使史料考订围绕某一具体文学史问题而进行,进而使之紧密地成为文学研究的一部分,而非历史研究之一部分，更非纯知识性的谈资或轶闻。这种“问题化”的史料考订无疑是对评论界所指认的传统考订型研究重“史”轻“文”、史料与问题相脱节等缺陷的回应。此种研究,与所谓“平庸”的史料考订不大相同，它将中心问题锁定在某一重要文学(史)问题上，而以大量史料考订为基础,力求“考”“释”并举，使问题的阐释与论证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

但是，“以问题为本”也易滑入某种误解。对此，斯炎伟敏锐地指出：“强调史料必须用问题去激活，并不是主张要在研究活动中事先预设一个问题，然后以此为目标去寻找与组织史料，让史料成为问题的装饰或点缀，这无疑让史料研究掉入了另一种我们必须警惕的‘观念先行’的泥淖。”遗憾的是，在部分研究中的确存在这种“观念先行”的现象。譬如，洪子诚提出以“一体化”概念来理解1950-70年代文学，但在洪子诚这里，“一体化”是一个多重力量参与的动态过程，但部分学者将之视为既定的“普遍结论”，其研究也就变成了为这种“普遍结论”寻求利证据。无论是研究报刊还是研究版本变迁，都能够(也只能)发现他预想会发现的材料，最后则恰到好处地通向既定结论。这样的研究,多少让人有点疲倦。实际上,“以问题为本”并非要在研究展开之前先预置一个问题进去。恰恰相反，研究的首要之事是暂时与自己长久思考的问题拉开一定距离，甚至是“遗忘”相关问题。然后在没有“先见之明”的前提下，尽可能广泛地阅读、琢磨第一手史料，如文学事件始末，相关日记、书信、回忆录、档案、谈话等等，让材料自己“说话”，让材料自己呈现出问题。这么说略有“务虚”之嫌，但对于长久浸润于史料之中的学者来说,这其实是冷暖自知之言。的确，部分史料并不能直接从中发现值得讨论的问题（可暂行搁置），但很多史料却往往能在不经意之间呈现出它自己所独有的问题。就我自己而言，曾经在阅读1950年南京文联主办的《文艺》月刊时，很偶然地注意到这份党的机关刊物几乎不刊登周扬、胡乔木、丁玲等来自延安的文艺领导和知名作家的作品，甚至也不提及当时已被宣布为“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之相对的，则是频繁可见的苏联理论家的名字或文章，如列宁、高尔基和塔拉森科夫等。这不能不让人考虑到以前不曾料及的“老解放区文艺”内部也可能存在“代表不同利益和不同力量的媒介观点”之间“进行着较量”的新问题。

当然，“老解放区文艺”内部成分的差异与矛盾属于小的问题，但“以问题为本”的“问题”其实是可小可大的。其大者，或略近于陈寅恪所谈的“预流”：“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和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近十几年来，程光炜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堪称创“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者。对此，他自称是有关“内心的戏剧”的“微观史学”的方法，“法国年鉴派有一个‘时段史学’的说法。他们所说的时段史学，是在反对宏观史学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微观史学的设想。但是微观史学内部也潜藏着宏观史学的视野和框架，两者其实并不矛盾。”而他所说的“微观史学”，更落实在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去捕捉的“内心的戏剧”：“透过这些材料去触摸‘外表的人心中的内在的人，看不见的人、核心’，产生那一切的能力和感情，‘内心的戏剧’和‘心理’。即是说，通过触摸这些东西去深刻理解那个年代的人的悲欢离合，这些悲欢离合中的历史面貌、历史轨迹，以及历史的整体性形成之原因。”而这，其实也是郜元宝所寄希望于史学化研究的:“真正可以和作家主体的心态沟通，看到作家主体在所有这些方面所呈现的精神活动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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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雪原》

曲波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1

《红岩》

罗广斌/杨益言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1-12

《铁道游击队》

知侠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9

《青春之歌》

杨沫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12

《芙蓉镇》

古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11

《活动变人形》

王蒙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3

《平凡的世界》

路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

《白鹿原》

陈忠实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8

《野葫芦引·南渡记》

宗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9

无论是把“问题”锚定在文学史问题还是作家主体精神，“以问题为本”的史学化研究在今天都还只能算是起步未几、有待开拓的新领域。依我之见，不但“作家主体的心态”可以引入为史学化研究的问题，其实文本叙事实践也可引入为史料考订的最终“落脚点”。也就是说，如果能将文学文本自身的内部叙事问题与文本的“周边材料”予以有效对接，也不失为有效的史学化研究之思路。譬如，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相沿既久的“文学本事研究”若经“升级”改造，即可以很好地适用于这一思路。从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来看，无论是“前三十年”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皆有许多文学作品直接取材于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和事件，前如《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后如《芙蓉镇》《活动变人形》《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野葫芦引》。这些作品存在本事原型与其艺术成就高低并无关联，但本事史料的存在，却可以使史学化研究突破古代文学本事研究“知世论人”传统而深入到叙事领域。这指的是，从一桩现实的事件(本事)到被叙述出来的文学事件(故事),其差异与裂缝之大，足以为史学化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史料”(其信息量往往数倍于版本变迁)，而这些材料更可以进一步打开以下问题空间：即在从本事到故事的变化与重构中，哪些材料被认为“可以叙述”哪些又沦为“不可叙述之事”，而“可以叙述之事”又经怎样的因果关系被组织为一个情节完整的故事；对此过程的分析，可以涉及“一种话语模式,它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譬如，红色经典的原始材料在转换为《暴风骤雨》《红岩》等合乎规范的文学叙述时，都经历了删削、增益和重组。辨析这种重组过程，可以在动力、策略、机制与效果等层面展开丰富的叙事学、文化学等层面的阐释。甚至，即使不是直接原型，倘若语境、背景、过程高度相似，也可展开意味深长的“文史对读”。不久前，我读到一部石田米子、内田知子所著《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一书，立刻想到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二者涉及的都是西北地区日军慰安妇往事，一为田野调查，一为小说，其似与不似之间，同样可以“对读”出话语竞争问题。无疑，与事关“内心的戏剧”的微观史学一样，本事研究也可构成史学化研究的新领域。

《我在霞村的时候》

丁玲 著
新知书店
1946-2

《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

日军性暴力》

石田米子/内田知行 著

赵金贵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6

整体看来，“以问题为本”的史学化研究的新特点在于“内”“外”互动，“考”“释”并举，也就是说，可将传统史料考订型研究插上强有力的阐释的“翅膀”。而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由于思想型评论家队伍的大规模存在，它之于文学的阐释能力本来就高于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所以，无论是史料与叙事的对接，还是与作家个人或时代的“内心的戏剧”相结合，史学化研究摆脱传统史料考订型研究的所谓“平庸之恶”、走向开阔之境必然可以期待。当然，这种研究也并非没有缺点。较之“以史料为本”的研究，“以问题为本”的研究的确问题空间更大，但问题在于，“以问题为本”注定了要将史料零散、分解，必然要牺牲史料自身的完整性、丰富性与多义性。从传统史料工作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不太好接受的损失。私以为，程光炜近年“理论减法,史料加法”的做法，也应源于减少这一损失的考虑。由此可见，“以问题为本”也好，“以史料为本”也好，二者各有所长，而无论是对古典考据学传统予以微调还是进行“升级”改造，都是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趋势中值得期待的结果。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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